2021更新：
這是2018版的恐懼紀念日了（不鳥穀在北車的空間也收了），後來陸續在不同場地繼續工作恐懼紀念日，持續在個人心理與社會文化層次拉扯，大概還是在一個卡關期吧。
這或許也是恐懼的難，混雜太多太多感覺了（我曾經做了點功課，盤點一下哪些情緒跟恐懼有關—焦慮、憂鬱、強迫性、羞愧感、罪惡感、失落、死亡、空洞等等...）
不過最近跟劇場與治療師的朋友聊了聊，有點新想法。
以我的角度，寫實的悲劇（與探索其中的希望）很重要，而拉遠視角的喜劇（而且沒忘掉談論嚴肅的議題）也很重要。
（如同文章裡寫到：笑是最自然的深呼吸）有時候需要一個呼吸，才可以繼續。
創作者的開放、真誠與表達形式的多樣性，很重要
不能也不是只有一個樣子。
這個方向，今年來看依然是對的
這兩天有個心理治療聯合年會（2021.12.15），剛聽完今天的Keynote speaker, Vamik Volkan演講。這人很有趣，他是精神分析師，也同時投入在種族與國際關係的衝突（愛沙尼亞與俄羅斯、以色列與阿拉伯）
他用帳篷比喻大團體，帳篷內有領導者會撐起它，有跟隨者會拉緊帳篷（也就共享了榮耀與跨世代的創傷），帳篷與帳篷間會互相丟石頭與泥巴（把壞投射出去）
演講很短，所以後面跳得很快。他說，當雙方開始可以談論起自己的"chosen trauma"，對話就開始流動了（你可以想像那是多漫長又艱難的歷程）
也會讓我回頭想：那我們的演出呢？
如果這是一個參與的空間，我們可以參與到什麼程度？我願意讓別人參與我多少？又願意去參與別人多少？
特別是：當這個主題跟恐懼、創傷與那些人們容易避談的主題有關
開始說，開始聽固然很重要，可是到底要說什麼，又聽什麼？或許也是很重要（且困難）的事情吧。
以下本文：
2018年的2/28-3/2，我以樂師的身分，和三語事劇場的夥伴完成了《恐懼紀念日》的一人一故事劇場（Playback theatre）演出。
在一人一故事劇場，這種觀眾講述真實生命故事，演員、樂師與畫師現場即興創作，送回（playback）給說故事觀眾的形式中，我們從觀眾的生命故事，探索了「恐懼」的各種面向。
而經歷了六場演出，以及前後多次的排練，我們也透過一再述說自己生命中的恐懼（是的，我們排練時就是自己講故事，其他夥伴Playback），逐漸認回了自身恐懼的軸線。
這不是一個容易的歷程。不斷承載恐懼讓身心疲累，有時恐懼也就如黑影般圍繞自身，或是疑惑我們是否夠力氣，可以承載這麼多的恐懼。
記得有一天演出前的排練，我們承載了生命中對於「暴力」的恐懼。而這個恐懼，似乎在排練結束後依然存在於空間中，我們需要開始和彼此說話，需要一些彼此的協助（精油之類的XD）。而最後，我們玩起了舞台武術—在舞台上練習，不會真正傷到人的打架。
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歷程。它似乎說明了一種穿越恐懼的可能性。這個恐懼可以想嗎？這個恐懼可以說嗎？這個恐懼可以玩嗎？這個恐懼可以行動嗎？
當我們在台上，像小孩一樣練習打架時。我們對於暴力的恐懼，似乎有了新的運作空間—它不再只能在「壓抑（不談不想）」與「行動化（真的打人）」間徘徊，而是有了新的彈性去玩，同時去思考。
於是，那一刻發生時，我想著「天啊，我們正在玩耍/演出（Play）一個多麼不容易的主題。」
以下，我想針對這次在恐懼紀念日的排練/演出期的發現，談談我對「恐懼」的觀察。
關於變形的恐懼
無用置疑地，「死亡」依然是人類終極的恐懼。
但有時候，人們懼怕的不是死亡本身，而是死亡延伸的意涵。
對我來說，那是關於「變形」的恐懼。
變形，有時候是身體（變胖），有時候是心靈（失控）。而變形也映照了我們對於自我（如果這樣了，那我到底是誰？）和他人（如果這樣了，別人會怎麼看我？）的擔心。
這讓我想到一個繪本《No matter what》，發脾氣的小狐狸問媽媽「如果我變成了一隻粘糊糊的蟲子，你還愛我嗎？」這其中對於「變形」就不再能夠被愛的人所接受的恐懼，似乎也環繞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。
因此許多人瘋狂地努力做很多事情，讓自己更好（或說，避免自己變得不好）。或是，全力地避免大難降臨時，「變形」成自己或他人無法接受的樣貌。
笑是最自然的深呼吸
在恐懼紀念日的演出中，有時候我們會使用一些特別的形式，回應故事。不見得每個恐懼的故事都要用寫實的方式，尤其恐懼常是讓人喘不過氣的，當創作團隊在舞台上"Play"這個恐懼時，我們會做出不同的選擇。
比如說，在適合的前提下，我們會用比較幽默的方式，點出在場觀眾（或是演員）對於這個當下的感受。因為那很真實，所以觀眾會笑—而我們的主持人柔柔發現，當觀眾笑了，就能自然地深呼吸。
這個發現，也和我與焦慮（Anxiety）這個主題工作的經驗相似。焦慮的人常常忘了呼吸，通常我會鼓勵工作的對象，先做一個深呼吸，再開始行動。除了深呼吸以外，把歡笑帶入恐懼，也能造成類似的效果。
註：這也和一些即興劇工作坊的觀察類似，有興趣可見這篇BBC的報導，也可以參這篇關於即興如何協助焦慮的文章。
世代—自傷口長出的那朵小花
這次演出，是從228開始連演六場。創作團隊也在排練期間共同閱讀了228事件的資料，並進行討論與反思。
因此，我們也有個期待，希望不同世代的觀眾進到劇場，能夠給出不同世代的故事與看見，進而達到世代交流與對話的可能性。
實際執行並不容易，一來是進劇場的年齡層仍以年輕觀眾為主。二來，相似背景/主題的故事被說出來，似乎有種互相支持的感受，也是我們開玩笑說的「同溫層」。
大多數人對於「同溫層」這個詞多有貶義。而我在這六場演出後，倒是想提出一個不太一樣的觀點—我認為「同溫層雖可恥但有用」。
會說可恥，自然是引自上述貶抑的預設，好像我們與相似的人共處，就是不夠成熟不夠理性不夠社會化...不過，我想說的是，就算是在相似的群體裡，要好好說出自己的故事，被自己也被他人聽見，就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。
而有用的部分是，我發現，當一個群體的故事能夠被完整地說出口，就有機會引發其他世代的對話，也許不是直接地對話，而是用一個世代的故事回應另一個世代。
有些來自前一個世代的故事，是懷著時代的傷口（例如：228事件對整個家庭帶來的影響）。但當這樣的故事回應了下一個世代，而我們看見下一個世代有了新的選擇（家庭的下一代，在傳統價值與個人夢想間選擇），似乎也讓我看見了一個圖像「從世代的傷口，長出了一朵花。」
同溫層的故事流動，是世代互動的基礎。
